对图解文学史的质疑

 

2004-03-17　来源：中华读书报　　作者:仲爱梅

　　杨义等人编撰的《中国新文学图志》，使用了一种新的、颇为少见的书写20世纪中国文学史的方法，即“文学图志”，也就是所谓的“左图右史”，以图出史，以史统图。对此发现，心中曾一度甚喜。

　　真正深究下去，却发现图史结合乃中国传统史书编写中最常见的一种古老的体例，在当今图书出版界也颇为盛行，只是该

体例在文学史特别是20世纪中国新文学史的编撰中较为少见。且杨义等人的这本《中国新文学图志》，虽然为我们开辟了文学史写作的新思路，但也存在着许多问题和不足，值得后来的文学史家借鉴。

　　《中国新文学图志》一书分为上下两册，共4卷，以时间为序，涵盖了自1900年至1949年约50年间的中国文学发展的历史，其中共收文109题，图560余幅。图虽有少量照片，但在数量和侧重点上皆以作品、期刊的封面、插图以及原稿影印和发表时的初貌为主，由此也可窥见编写者的立场和意图。纵观《中国新文学图志》，其图大致可以分为以下4类：

　　1．期刊、杂志、作品的封面、插图及各种期刊报纸的“重现”。这一类图片所占比例最大，约400余幅。根据其中的不同情况又可分为几种：1．自己设计；2．请专人设计；3．适当引用。

　　20世纪的许多作家都十分重视自己作品出版时的装帧、版本、封面以及插图，在字体的选择、画面的设计上多费尽心思，精挑细选，力求做到图文一致，相得益彰。有的作家自己绘图设计，如萧红自绘《生死场》的封面、鲁迅手书“呐喊・鲁迅”作为出版时的书名；也有的专门请别人设计符合自己要表达的意境的插图、封面，如张爱玲请女友炎樱为其《传奇》增订本设计封面、鲁迅请陶元庆为《彷徨》设计封面等；即使是非专人设计的，也要选取最为适合、最能体现思想意境的图片，如《小说月报》曾载“孔子像”、“老子像”等等。今天的我们，通过书籍的装帧、插图，乃至小小的一个字体，不仅可以窥见作家的审美情趣、内心世界，还可以借此看到一个文学社团、流派、文学期刊的整体文学态度，以小见大，窥一斑而知全豹。

　　2．作家或其他文化名人的手稿，包括文字、图画、篆刻等。这一类的图片数量也不少，约40余幅，其中文字手稿和画作各半。画作如苏曼殊的画作两幅、丰子恺漫画8幅等，手稿则有胡适的《初期白话诗稿》（原载于《现代》）、陈西滢录徐志摩诗等。因是书画原稿，故一方面可以使我们得以窥见真迹、感受当时的文化氛围，从而产生一种亲切感；另一方面也可以作为宝贵的文物和史料，为文学史研究提供重要的依据。

　　3．统称为人物图片。又包括肖像照、合影、剧照等。使我们在看到这些文化名人的文字的同时，也可以看到他们的“庐山真面目”。虽然对于文学史的研究而言，文人的肖像并无直接作用，但这种直观性无疑可以拉近读者同他们的距离，也就更容易与作品产生共鸣。合影、剧照的意义则在于引出一个事件，反映一个时代，如“创造社同人”郭沫若、成仿吾、郁达夫、王独清的合影，二三十年代演出《丽人行》、《关汉卿》的剧照等，就可以作为我们研究创造社内部状况和中国现代话剧艺术发展的一个有益的补充和历史的见证。

　　4．其他。约20余幅，包括当时的广告、海报、传单、京剧脸谱、印章、书影等，反映了当时文化生活的丰富多彩。

　　有了图片加入的文学史相较于从前，多了几分亲切和真实，文学史也因此变得更为人性化，也更有趣味性了。

　　图片，作为一种无声的语言，是一种以线条、色彩、构图和情调为符号的“无语言”的心灵语言。当文学史因其作者主观的过多介入而将读者引向歧途，失去客观立场的时候，图片往往显示出文字无法具有的直观性、公正性和客观实在性。也因此有了图片加入文学史的必要和意义。但是，图片也并非是完全可靠的，当我们注意到图片优越性的同时，其本身的缺陷也同样明显。抛开图片在产生、制作过程中人为的主观选择性，图片仍要受到时代、社会、个人等主观客观上的种种制约，呈现在我们面前的，依然是体现了编选者鲜明的个人风格、主观思想和知识结构的，充满了主观烙印的某个人的文学史。因此，在“图解”文学史的过程中，如同纯文字的文学史编写一样，编者才是其中起决定作用的因素。

　　仍以《中国新文学图志》为例，本书既可反映出编撰者自身文学史观的不足和缺陷，同时也可反映出“图解”这一方式普遍存在的一些问题。

　　首先，从该书的形式上看。《中国新文学图志》基本上仍沿用了中国古代史书编写中的旧体制，即“左图右史”，以文字书写为主，图片只是一个辅助性的工具，甚至有时文字与图完全脱离，自成体系，如此一来，图片的作用显然不能得到淋漓尽致的发挥，且时有“画蛇添足”之嫌；仅从创新的角度而言，全盘照搬旧有框架，在形式上就已然失去了革新的意味。

　　其二，从内容上看。受编写者传统文学史观的影响，图片选取的范围往往过于狭隘，从而破坏了文学史的丰富性、完整性和公允性，没能体现出20世纪前半叶风起云涌、纷争不断的文坛现实。这本《中国新文学图志》中大量列举的图片都是左翼的、进步的、积极的文学，而有意无意地忽略了那些非主流的，如与新文学相对的旧文学，与革命文学、左翼文学相对立的民族主义文学、自由主义文学，与抗战的主流文学杂志相对而言的通俗文学期刊、敌伪杂志，以及延安文学的自由主义文学等。这不仅仅是一些客观存在不容抹煞的文学史实，更可以反映出当时的文学史乃至整个社会的真实与复杂。并不是所有的反面教材都没有存在乃至被提及的价值，拥有了丰富的反面素材的文学史，不仅更为翔实、可靠，同时也可起到鲜明的对比、反衬作用，从一个侧面使“正史”更为突出。

　　其三，只侧重于展示与作品、文字有关的图片，而较少涉及到作家的生活、作品展示的社会文化背景以及生活氛围等方面的内容，“大历史”的观念未能得以充分的体现。

　　在图解文学史的过程中，这些方面的内容虽然并非重点，但至少应该有所涉及，如此才能使读者在阅读中形成一种较为完整也更为清晰的文学史观。

　　其四，就思想性而言。以图片入文学史固然可以使抽象的文字变得具有直观性意义，但也常常使文学史的编写丧失了以往的思想性和深度。文学史的编写不应因图片的插入而试图偷工减料，否则只能流于肤浅。文本若丧失了思想性，就只能沦为图片的补充性说明文字了。

　　或者我有些求全责备了。文学史的研究是一项极其严肃、需要认真严谨的态度的工作。在上个世纪末出现的“图说”、“读图时代”大潮的冲击下，保持一颗清醒的头脑，慎用“图解”这种方式尤为重要。从这一角度来看，《中国新文学图志》就不幸沦为了这种“世纪末情结”的“文学追星族”，并不具有太多历史的价值。